城乡年饭

城乡年饭

2012年1月29日今天初五，所谓“破五”就意味着这个年已经过完了，至于那种“不出正月都是年”的说法，常常是“拜晚年”和“补年饭”的理由，算是一种宽慰和藉由吧，其实大可不必。如今问请客送礼的人们比比皆是，可以说是天天过年，只要需要，哪天请哪天送并不重要。可有人不这么想，年前在机关大院里和机关宿舍的地下车库里，经常看到花花绿绿的礼品箱、礼品盒、礼品袋——都要挤到那两天，生怕变成过期的元宵和月饼。

今年送礼好像只有吃的，送挂历送鞭炮的不多了。街头买鞭炮的摊床上冷冷清清，过年时的鞭炮和烟火明显少于往年，即便是三十晚上，也就集中的半个小时之内，过了十二点就渐渐消停了——鞭炮销售商肯定是死赔没跑。于是，有人说好，这是一种文明新风的走势。有人说不好，这是一种经济萧条的兆头。更多的人觉得这个年过的没啥意思，包括春晚，平时看电视、放鞭炮的时间现在代之吃饺子、喝啤酒。

看来“年味”主要是“食味”，过年主要是“过嘴”。自上个世纪末，每年回家过春节总要吃三五顿比较重要的饭。一是三十的年夜饭，二是初一的“团拜饭”（一帮老团干部轮流坐庄宴请我和月牙），三是初二的回门饭，四是宴请师傅师姐们的大饭桌，五是答谢沈阳来客的小饭桌。如今，在这些饭桌上也悄悄发生了许多变化。

变化之一是三十的年夜饭和初二的“回门饭”合二为一了——除夕大团圆。自从两位父亲走后，我们便做出了这个决定，很主要的原因是两位孤寂的母亲。现在的年过得更热闹了，不仅因为人多桌多，而且因为四世同堂，晓晓、蝈蝈、邵楚涵，分明是太奶奶太姥姥的开心果，只是更加辛苦小丁夫妇，他们三十年如一日为大家做年饭。两口子为大家做一顿年饭并不难，难能可贵的是坚持不懈三十年啊！

变化之二是初一的“团拜饭”如今一分为二了。开始只是为欢迎我和月牙，并且强调“初一”的时间分量和感情比重，后来便像滚雪团似的，人越来越多，成分越来越复杂，终于有一天饭桌上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于是我建议将例会改为随机，其实是随缘随心。现在大致可分“在朝”和“在野”两种团拜饭，我更愿意融入后者。

变化之三是那“大饭桌”越来越小——师傅们老了、走了，师姐们病了、懒了，饭桌上有意思的话题也越来越少了，四十年前的豪迈与青春也走得越来越远了。再就是那“小饭桌”越来越大——开始只有小棕短尾藏獒阿力两对夫妇风雪无阻来拜年，后来多了小斑点狗两口子、牧笨羊犬两口子，张嘉译和小宋佳，还有他们的孩子。

今年从沈阳赶来给老娘拜年的是两台车、七个人。阿长在金碧辉煌的五星红运请大家吃饭：满桌河豚鱼，两瓶五粮液，二七宾朋熔金火（主宾各七人），一片冰心在玉壶。此前阿长问我主宾请谁，我说不请忙人请闲人吧，比如赋闲在家的大福，远居国外的二驴，不善酒宴的阿民，统战对象的阿永，弃官经商的阿生......

在这些人中，二驴与我和月牙已有四十五年的交情，他是我们中学宣传队的队长；四十年前，大福与我同在纺织厂团委工作；阿长阿民阿永阿生也是三十多年前我做团市委青工部长时的各局团委书记；即便沈阳来的这些客人，我们的友谊也将近二十年了，其中四分之一的时间我做他们的老总，四分之三的时间他们叫我大哥。我们的感情更多的是忘年之交和莫逆之交。

送走了沈阳的客人，我和月牙便急忙赶往九垄地二台子去看望香儿和她的家人。那年在病房里认下这门亲戚，从此便有了我们无法割舍的牵挂和他们无法释怀的期盼。我们没来的时候他们总是问“什么时候来”，我们来的路上他们总是问“什么时候到”，我们到了的时候他们全家老小穿着单衣拖鞋笑着喊着往雪地里跑......

香儿家本有“七仙女”，半道扔了一个。虽说香儿老大，妹妹们却时常让着她，她爱看书，信奉天主教；老二本来在学校的小卖店干的好好的，只因为得罪了校长就被勒令关门；老三胖乎乎笑呵呵的很安于农村农妇的生活现状；老四风风火火的像个男孩子，丈夫欠债跑了，如今这个家完全由她扛着；老五爱写写画画，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不顺心就喝药上吊；老六当初以死抗争上了大学，如今在大连，是这个家的精神*和经济支柱。

有什么的女儿就有什么样的女婿，这里就不细说他们了。总之他们待我们特别好，特别亲，我们一去他们都特别高兴，我们每次走的时候车里都装的满满当当，包括专门为我们养的猪和鸡，种的了粮和菜，还有自家地里的葡萄和苹果，香儿的女儿叫硕硕，看见我们就往身上扑、怀里钻，当然，还有“包里翻”，知道定有好吃的。

过年就应在农家。那柴草的清香，那大锅的肉香，那胭脂的浓香，那鞭炮的熏香——才是名副其实的“年味”。今年在家接待我们的是老大、老四和老六。进屋后月牙先分礼物、发红包，然后女人在厨房说说笑笑的包饺子，男人上炕打麻将，然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然后钻进热被窝、躺在热炕头，浑身是汗，满头冰凉。

这就是壬辰年正月初五我们在城中和乡下过的年。

（原创）